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全世界都瞩目于此。
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庄严而隆重地举行。毛泽东强劲有力的湖南口音神圣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此前，军委三局（我军通信机构）的通信兵们为这一天的到来，进行了通信保障每个细节的周到准备。毛泽东雄伟苍劲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遍整个世界！这声音宣告一个旧社会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接着，大典秘书长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
一位站在毛主席身后的名叫苏冶的通信兵，和所有人一样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激动，但他多了一份别人没有的紧张和压力。他的手也因这种激动和紧张而渗出了热汗，因为毛主席将在世界人民面前使用他和一个战友的一项技术发明：用电钮升国旗。苏冶听到大典秘书长宣布的议程，立即上前一步，将一个遥控电钮递在毛主席手中。毛主席神采奕奕，表情庄重地按动电钮，在天安门广场上所有人的翘首以待中，遥控电钮顺利启动旗杆下的马达，自动将一面长460公分、高338公分的五星红旗徐徐升向明净的天空。
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升起，广场喇叭里响起了雄壮激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无线电波首次把国歌送遍五湖四海，送上九霄云外，送入每一个翻身作主、激动不已的中国人民心中。
此时，苏冶注意到毛主席的胸膛剧烈地起伏，一代伟人已情不自禁。突然，毛主席发出一声赞叹：“升得好哇！”此话通过扩音器回荡在广场。霎时，广场上一片欢腾，群情振奋。苏冶理解主席的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感慨中华民族终于升起了自己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二是褒奖通信兵设计的遥控升旗十分先进。心潮澎湃的苏冶已泪湿眼帘。
一个有国籍的人，对本国的国歌一定不会陌生。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听到国歌就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力量的涌动，精神的昂发和情感的倾泻。
但你会一字不差地唱完国歌吗？我说，我不会，你也未必就会，如果不是经历一次不应有的尴尬，我不会想到关于国歌的话题。
前不久，我为一家远在澳大利亚的朋友送行。朋友一家三口均系澳大利亚籍华人，7年前朋友留学澳洲，随后妻儿举家同迁墨尔本。朋友出国之初，他儿子仅仅降生3个月，在不到一岁、还不会说话时就已随母亲赴国外陪读。这次朋友带七岁的儿子第一次回国探亲，却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自然是其父母的刻意传授。朋友说，为了母语不至于在儿子身上失传，他们对外说英语，家里一概说汉语，而他孩子的中文名字，就叫小华。
小华和我玩了一会儿游戏之后，突然提出要和我一道唱歌。我问唱什么歌，他不假思索地说：“唱国歌。”
我说：“你们澳大利亚的国歌我不会唱，中国的国歌你又不会唱，怎么办好？”
他闪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说：“我说的就是唱中国的国歌，国歌是我唱得最好的一首歌。”
我颇感意外和怀疑，一个在还不会说话时就出国在外的孩子，能唱这支融中华民族之魂、民族之气、民族之神的大歌？然而，随着童声的响起，我不得不信。“叔叔，我们一起唱。”在小华的邀请下，我们开始了二人小合唱。我小声地唱了三句之后，嘴里竟冒不出原本十分熟悉的词儿来，不得不合着节拍转为哼唱那雄劲、激扬的旋律。小华不断地将我的军：“叔叔，唱词儿，唱词儿呀！”他从头到尾唱完了国歌，而我在旋律中偶尔掺加两句还没忘尽的歌词，却也不是错了，就是混了。
我羞愧难当。
我惊异小华能把国歌唱得如此熟练而且情绪饱满。我从朋友口中得知，在别的孩子学儿歌的时候，小华学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小华在澳洲上幼儿园后，有一次，幼儿园要举行歌唱比赛，规定曲目是3首澳大利亚儿童歌曲。小华喜欢唱歌，嗓子有歌唱家的雏形，如唱规定的曲目获奖希望极大。但小华在父母的支持下却一再要求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幼儿园的阿姨既惊讶又惋惜，说唱中国国歌大家听不懂，是获不了奖的。而小华非常坚决：“不获奖也要唱！”比赛之前，父母帮他做了认真的排练。比赛那天父母都去了，不仅仅是去听儿子唱一首歌，而是去听儿子在异国他乡的舞台上唱祖国的国歌。小华颇“奶油”的稚声中注入了几分刚劲，几分明快，几分激昂，把国歌唱得既孩子气甚浓，又大人味十足。小华尽管没有获奖，但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就连那位说唱中国国歌听不懂的阿姨也一边鼓掌，一边大声地说：“中国男孩，OK！”我相信，这位阿姨虽没听懂，却看懂了，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娃，从血液到肌骨不都是“中国造”吗？“中国品牌”的人种，国歌就写在他的脸上，刻在他的心里，流淌在他的血液之中！
50年来，中国人最显著的变化是什么？是服装。
把服装的变化称作“革命”并非小题大作。从六七十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没有忘记，中国公民穿衣服，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
50年代风行列宁装和“苏联大花布”，那是我们谦虚而虔诚地向“老大哥”学习的标志，“老大哥”也太不仗义了，“苏联大花布”1尺缩2寸，吃过亏上过当的老一辈人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们吃了人家的亏，还硬是不敢叫苦，我们的物质实在是太匮乏了，我们的国力实在是太脆弱了。
60年代，“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一出，黄军装开始在社会上走俏。尤其是年轻人，以穿“黄”为荣，托亲告友，弄不到军装也要弄顶军帽戴戴。我的家乡有一位农村姑娘，订亲时非要婆家给买一套林彪穿的那种黄呢子军装不可，她是从年画（照片）上看到的。老公公四下里打听，哪里也买不到，最后来到武汉，见到卖衣服的店就钻进去问，卖不卖林副主席穿的那种黄呢子衣服？营业员都笑他。他的行动引起了民兵小分队的注意，遂把他抓起来盘查，幸亏他是三代贫农两代要饭，才没惹出大的麻烦。到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社会上男女竞穿工作服。男不男，女不女，老少不分。
一个民族连穿衣服的自由都没有，还会有思想和情感的自由吗？
其实，中国人穿衣服捉襟见肘，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太穷了。文革期间，布票和粮票就等于是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中国与日本恢复邦交正常化以后，从日本进口了大批化肥，那种化肥袋是尼龙布的，上面印着“日本尿素”的字样。精于俭约的农村人发现日本化肥袋可以做衣服，又便宜，又结实，正合贫困者的消费胃口。怎奈求大于供，一般人很难弄到。于是，农村传开来一首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八毛钱买条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染黑的染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现在回味这首民谣，你是可笑呢？还是心酸呢？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百姓，能弄到一条“进口”“尿素服”，可是打心眼里往外高兴呢！
贫困决定了中国人穿衣只能满足于遮羞，御寒尚未尽人意，哪还谈得上美化？真正可悲的是，我们曾一度以此为荣。
国门打开以后，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观念被现代文明冲击得稀哩哗啦，首当其冲的便是服装。于是占统治地位的灰、蓝、黑及“军用黄”形成的色彩定势乱了阵脚；中山服、干部服、中式便衣溃不成军，西装、茄克衫、牛仔服、运动衫、旗袍、T恤衫、太子裤、休闲服……和平共处，各领风骚。
说来有点滑稽，十年动乱结束之后，最先参与“服装革命”的，不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社会名流，而是那些无业、待业或不务正业的毛头小伙和黄毛丫头们，他们大胆地把牛仔服、喇叭裤引入我们的视线……80年代初我在中学当老师，我一看见班上十几个穿喇叭裤的男女同学，气就不打一处来。忍无可忍之际，我亮出了“红牌”，把“喇叭裤”全部赶出教室，勒令他们：不换装就禁止入校。当时，在社会上，牛仔服、喇叭裤成了痞子的“身份证”，整个民族都不能接受他们。然而，十几年后，我也穿上了牛仔服，感觉挺不错，味道好极了。
告别清一色的服装，首先要告别清一色的思维。穿衣的变化，实质上是中国人生活观念生存状态发生巨大变革的最生动体现，这难道不是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吗？
服装革命最先从广东、福建一带沿海城市兴起，因为，改革开放最先给那儿的人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实惠，也提升了他们的精神欲求，在满足温饱之后，他们开始追赶世界服装潮流。一个时期内，南国俊男靓女的服饰成了中国青年竞相仿效的时尚。站在服装潮头的是少男少女，最缤纷灿烂的是女人和儿童。年轻人穿衣不仅注意季节的变化，而且充分展示个性，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全凭个人兴趣。中老年人也不再满意那呆板的款式和单调的花色，买衣服挑挑拣拣，刺激得一些服装厂家变着法子适应他们。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说法：“越老越俏”。
思想上的解放，经济上的改善，犹如两个轮子，推动社会向文明和现代化挺进。从特定意义上说，服装新潮与否，是一个地区开放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人爱美，无疑是社会的最大进步，中国人摆脱了“左”的思想禁锢，走出贫穷的阴影，一天比一天鲜活起来，服装色彩越丰富，社会越美好，服装款式越多样，社会越文明。再过50年，正是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之日，你只要看看中国人的服装，就会明白，我们的民族进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期待着那一天早日到来。
做学生的，每年的国庆总有一篇硬性作文，两天的假期玩得很辛苦，也玩得很痛快，可玩过之后，面对那一篇《国庆有感》、《在红旗下长大》、《祖国万岁》……等命题作文，头就大了。这样的作文题，从小学写到初中，从初中写到高中，甚至到大学，不仅内容大同小异，千篇一律，而且，我敢说，大部分同学编的都是假话。我喜欢文学，我的小笔记上有一大堆歌唱祖国的美丽辞藻和祖国明天的大段大段的抒情性描写名句，我的每篇国庆作文中总有许多鲜花彩带、无数的气球白鸽，而我总是骑在白鸽上翱翔四方，领略祖国的壮丽山河，发出声声的赞叹，所以我编写的作文总是受到老师的好评。
唯有一年我的国庆作文无法成篇。那就是1997的那一年。1984年的十月是建国35周年，改革开放以来最隆重的一次国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天安门检阅了国庆大游行，站在缓缓行驶的敞篷吉普车上，接受三军将士的致敬，北大学生高举的横幅“小平您好！”格外显目。这时我才发现，直呼其名，比“书记”、“首长”，更亲切深情。这一幕是如此深刻，以至1997年那个举国同哀的日子里，我泪眼看不清他的遗容，脑海里闪现的是他当年的身影，耳畔萦绕的是一声声“小平您好！”的声音。几个月后，又到了写“国庆有感”的时候，这一年，我还真的有好多话要说，很想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对小平同志的怀念，问一声“小平，您还好吗？”我好激动，我决心一改用漂亮的语言写假话的“国庆作文”史，写写我内心真实的感觉、体会，然而我写不出，说实话比编假话要艰难得多。
在一年又一年的欢庆声中，我悄悄长大了，从课桌走上讲台，当上了中学语文老师。工作后的第一个国庆，我就帮助孩子们实现了我自己当学生时的梦想，不硬性布置国庆命题作文，写什么也由他们自己决定。我只告诉他们，写作文不要假大空，不要说大人话，不要重复大人的感情。而我所要做的，是教会他们怎么去爱自己的祖国，怎样去体验人与人之间的爱心。于是在国庆前夕，我让学生们带上扫把铁锹，到公园里、大路边，到最肮脏的地方去打扫卫生，让清洁工人放上一天假。这是一次很平常的班级活动，但平常的活动，帮助孩子们了解了清洁工人劳动的意义，沟通了他们和清洁工人之间的感情。国庆过后，班上的学生主动交来了作文，我问：“我没有布置国庆作文，你们怎么都写了呢？”学生说：“我们有话想说，就写了，不写出来，憋着难受。”他们的作文，有的深刻些，有的平淡些，有的善于表达，有的还不能很好地表达，但流露出来的对人与人的爱，以及对祖国的爱，感情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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